?我的叔叔早年追随苏联专家，穿行于神州大地，为一贫二白的祖国寻找深藏在地下的宝藏。三年困难时期，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就撤走了，他所在的地质队，因此被迫解散。
?在那年代，找个正式工作并不容易。叔叔能诗善对，凭胸中藏有墨水，迅速在侨乡水汶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工作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变身，成为他终身从事的事业，从那以后，一张黑板，一条教鞭，一盒粉笔，就成了他终身的伴侣。
?那个叫西河小学的地方，村中当时只有四个生产队，全村人口在700人上下，村小学里，每个年级一个班，每个班级不外30多人。叔叔教的是语文课，书法教学也穿插其中。我小的时候，那字儿，甚是难看。叔叔对我特别严格，他讲得最多的是永字八法，他要求我当学生，得先学会写好一个人字。
?我那时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，以为一个人字嘛，左右开弓，两笔下去，不就成了？就是一个人字，我反复练习了数页纸，还是过不了关。叔叔耐心地作示范，一笔一画都是那么用心，还语重心长地说：字是门楼书是屋，练习书法，要以出世之笔，写入世之心；要是一个人字也写不好，你以后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立身？要是一个人字也写不好，你如何让人接纳你，如何让人对你刮目相看？坦白地讲，我那时是一知半解的，直到参加工作之后，才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才知道要写出一手端正的人字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?我对文学的偏爱，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村中的红白喜事，多数都是叔叔一手写的古诗和对句，一律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。其实，放在平时，叔叔对作文教学是异常的认真，除了将龙头、猪肚、虎尾的结构讲得明白如话外，还特别重视起承转合的连接和过渡，他经常收集范文，将其中的出奇之处，娓娓道来。客观地讲，当时村中学生的作文水平，起码在侨乡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，在这当中，叔叔的言传身教，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。话说回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对文字的偏爱和亲近，也是挺自然的了。
?侨乡读书的风气特别浓，许多家长经常对叔叔说：我家那浑小子，要是不听话，你不必客气。言外之意是可以下重手教训一下。叔叔自然明白乡下人的意思，手中的戒尺，却没有落到学生的身上。他在讲课之余，讲得最多的就是功夫在诗外，功夫在课堂之外。
?即使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叔叔对教学的热情依旧。期间，地质队得以恢复，他本可以重回原先的岗位，脱离代课老师的工作。他却选择留在学校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有不少人都追回了本来应得的工龄，叔叔却一动没动，什么补偿也没争取，从来没有外出活动过，记忆中，他是在退休前，在落实政策的时候，才转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。叔叔对名利的淡泊，由此可见一斑。 | 
